推进转型升级 实现创新发展

       一、问题的提出
       我国经济发展已经进入产业技术结构、产业组织结构、产业市场结构和整个国民经济结构的大调整期。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明确指出，“全面深化改革，必须立足于我国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实际”。推动经济发展同样要立足于“这个最大实际”。否则，就很难落实党的十八报告强调指出的，要牢牢把握发展实体经济这一坚实基础，“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先进制造业健康发展，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特别是在“中国经济已经到了只有转型升级才能持续发展的关键阶段”，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尤其具有重要意义。
       众所周知，受国际金融与债务危机的不断深化和发达国家经济持续衰退的影响，我国GDP自2011年第四季度降至8.9%以来，直至2013年第四季度一直处于持续下降状态 （分别为8.1%、7.6%、7.4%、7.9%、7.7%、7.5%、7.8%、7.7%），同期投资、消费、外贸增长率也大都处于下降通道，财政收入增长率同样出现了持续下降 （增长率已不足10%），一些企业，特别是中小微民营企业生产经营困难，甚至出现了破产倒闭现象。这种情况表明我国经济发展实际上已经进入产业技术结构、产业组织结构、产业市场结构和整个国民经济结构的大调整期。在这一背景下，如何按照《决定》要求，“坚持发展仍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这个重大战略判断”，正确把握机遇，力推转型升级，积极创新发展，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二、经验与启示
       没有不断深化的改革开放、没有长期坚持“两个毫不动摇”的政治定位、没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没有全面融入世界（加入WTO），投资就没有方向，发展就没有目标，三次产业升级和三次经济转型就很难实现，我国经济社会也就不可能取得让全球瞩目的辉煌成就。
       经验和逻辑均表明，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并着手实施改革开放到2010年的32年间，我国经济曾经历过三次机遇，发生过三次产业大升级、经济大转型。
       1、第一次历史机遇和第一次产业大升级、经济大转型（1985～1991年）
       这是一次源于改革开放和日本经济起飞（1955～1973年）任务完成后迫切需要产业重组和重化工结构转型与我国开始着手实施 “三来一补”、“两头在外、大进大出”政策相啮合的历史机遇。在抓住用好这次机遇基础上，我国产业发生了第一次大升级、经济出现了第一次大转型。
       第一，对外开放政策加快了短缺修正速度。1979年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1984年的《经济体制改革决定》举起了向短缺宣战的旗帜。“三来一补（即来设备、原料、样品和补偿贸易）”，“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等政策的颁布实施，适应了国内外两方面的逆向需求，促进了我国日用工业品等一般加工工业的发展，一些重化工项目也开始进入中国 （如日本新日铁和德国大众）。
       第二，乡镇工业异军突起，一般制造业技术得到大普及，产出规模迅速扩大，工业生产结构出现第一次大升级。工业增加值从1984年的2789亿元增加为1992年的10284.5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增长了1.55倍，年均增长12.4%，高于改革开放后前6年年均增长（6.3%）6.1个百分点。同期国有工业总产值增长1.96倍，集体工业萎缩，城乡个体工业总产值大增127倍，其他工业总产值增长27.8倍；外贸进出口增长2.1倍，年均增长15.1%，高于改革开放后前6年年均增长（10.6%）近4个百分点。如果没有1989～1990年增长率的连续下降 （为5.1%和3.4%），结果会更好。
       第三，个体经济得到迅速发展，国民经济结构出现第一次大转型。虽然这一时期的国民经济还主要表现为数量扩张，但产业技术内涵及其存在形态已经发生重大变化，经济增长速度也大幅度提高。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所说的“1985年～1988年的那次跳跃”恰处此间。
       2、第二次历史机遇和第二次产业大升级、经济大转型（1992～2001年）
       这是一次源于邓小平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确立“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新目标，恰与亚洲 “四小龙”实现起飞 （韩国1963～1988年、香港1966～1988年、新加坡1965～1984年、台湾1964～1987年）后其产业技术结构迫切需要调整、经济组织方式迫切需要转型相啮合的历史机遇，尽管此间我国经济发展也遇到了亚洲金融危机的挑战。在抓住用好这次机遇和积极应对挑战的过程中，我国实现了第二次产业大升级和经济大转型，集中表现为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增加值从10284.5亿元增至43580.6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增长了1.88倍，年均增长12.5%。
       第一，这是一次由第二次思想大解放带来的大升级大转型。面对“左”的干扰（其典型表现形式就是批判1991年春节后《解放日报》连续发表的黄浦平署名文章），改革总设计师邓小平于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赴武昌、深圳、上海等地视察并发表重要谈话。谈话的核心是“思想要再解放一点”，“改革的胆子要再大一些”，“搞改革不要问姓资还是姓社”，“资本主义有计划、社会主义有市场”，“发展才是硬道理”。国人称这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二次思想大解放。思想的大解放，带来了产业的大升级、经济的大转型。
       第二，这是一次由“下海潮”推动的产业大升级和经济大转型。一场源自中南海和高等学府的干部、教授下海潮及其迅速形成，不仅带动了“草根经济”的新发展，而且形成了新的“下海理念”，出现了“经济人理性”开始发挥重要作用、市场崇拜冲动代替政府崇拜传统、价格调节和市场竞争开始发挥资源配置基础作用的新局面。
       第三，这又是一次企业生产技术大提升和产出规模大扩大的产业大升级、经济大转型。此间，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年均增长率明显超过了一般工业增加值增长率，达到了20%以上。
       第四，这还是一次主要表现为 “红帽子”企业先发展后“脱帽”、新型产权关系开始走向制度化的经济大转型。产权组合多元化、企业制度股份化、经济结构外向化、科学技术现代化等由此发端并快速成长。
       第五，这更是一次“短缺经济”开始转向“新过剩经济”的产业大升级、经济大转型。传统粗放的生产方式和发展方式受到质疑，处于产业低端的低附加值加工工业被调整或直接下马，规模化、专业化生产和产业集群开始形成，机器人开始进入工厂车间，电脑、轿车开始进入平民百姓家庭，“知识经济扑面而来”，网络信息技术开始成为人们的生活必须。
       3、第三次历史机遇和第三产业大升级、经济大转型（2001～2010年）
       这是一次源于党的十六大明确做出必须长期坚持 “两个毫不动摇”的政治定位恰与我国加入WTO和美国“去工业化”倾向等相啮合的历史机遇。在这次机遇背景下，我国迎来了第三次产业大升级、经济大转型。
       第一，“两个毫不动摇”的政治定位，再次纠正了“左”的干扰，导引出了一场新的国有经济布局进一步优化、民营经济发展潜力进一步释放的产业大升级、经济大转型。这10年间，我国经济年均增长率达10.6%，民营经济从“三分天下有其一”发展成为GDP超过50%、税费达到40%以上、就业超过75%的水平，实现了国民经济的持续健康快速发展。经济发展的一系列成果不仅成功否定了“左”的干扰，而且表明了“两个毫不动摇”政治定位产生了巨大的优化提升生产力效应。
       第二，我国加入WTO恰与美国“去工业化”浪潮有机啮合。此间，美国过度鼓励“金融创新”衍生的“去工业化”浪潮，给我国不断加速的工业化进程提供了新的机遇。持续十多年的有关加入WTO“利与弊”的争论至此告一段落。我国广泛存在的人口红利和“拿来主义”技术改进路线，恰与上述“去工业化”浪潮逆向相“啮合”。这种“啮合”不仅带来了我国人口红利的大释放，而且带来了产业技术的大升级、产业结构的大调整，出现了高技术产业和装备制造业大发展新局面。“中国制造”规模迅速扩大、质量明显提升、价格大幅度降低，得到了国际市场的顺利接盘。曾经的“谁来养活中国”疑问被“世界离不开中国”现实所代替。遍及全球的“中国制造”已经成为“物美价廉”的代名词。经过这一轮调整，我国制造的200多种工业产品产量雄居世界第一，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占比也从3.15%迅速上升为19.8%，我国在全球的工业大国地位基本确立。与此相反，美国制造业增加值占世界的比重则从1990年的22.59%和2000年的24.1%降至2010年的18.2%。2010年我国GDP（近5万亿美元）超过日本，2013年我国GDP超过7万亿美元，接近美国的一半。虽然到目前为止我国产业构造和发展方式仍然存在物质消耗比重较高、生产仍然粗放、多数产出仍处于产业中低端、大部分产品附加值仍然较低等问题，但产业技术总体水平已经完全不同于改革开放之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跨上了一个新台阶。
       上述经验过程至少能够给我们提供如下两点启示：一是三次转型升级几乎都与体制进一步变革、经济进一步开放高度相关。没有不断深化的改革开放、没有长期坚持“两个毫不动摇”的政治定位、没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没有全面融入世界（加入WTO），投资就没有方向，发展就没有目标，三次产业升级和三次经济转型就很难实现，我国经济社会也就不可能取得让全球瞩目的辉煌成就。二是机遇既来自国内也来自海外且稍纵即逝。能不能及时发现、抓住和用好机遇，是广大企业、特别是中小微民营企业以及全社会能不能发展和能否通过不断创新实现更大更好发展的关键。
       三、机会与选择
       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正处于 “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的重要机遇期。我们要进一步总结历史经验，正确把握战略机遇，积极推进转型升级，努力实现创新发展。
       从2011年开始我国已经进入第四次产业大升级、经济大转型的新阶段。这是一次源于党的十八大，特别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做出全面深化改革《决定》和美国等发达国家“再工业化”、全球经济结构大调整和治理结构大校正、现代科学技术孕育一系列新的重大突破恰与我国产业大升级、经济大转型有机相啮合的机遇，必须牢牢把握、紧紧抓住、用好用足。
       第一，《决定》从制度、体制和政策实践等多个层面为企业、特别是中小微民营企业发展提供了难得的机遇。例如，《决定》明确提出“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通过“制定负面清单”打破玻璃门、弹簧门和旋转门，“允许具备条件的民间资本依法发起设立中小型银行等金融机构”和 “发展普惠金融”，“健全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推进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多渠道推动股权融资”和“推进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担保、转让，探索农民增加财产性收入渠道”，“放宽投资准入”和“扩大企业及个人对外投资”，“鼓励非公有制文化企业发展”和“引导优势民营企业进入军品科研生产和维修领域”等。
       第二，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再工业化”给我国产业升级经济转型提供的机遇。美国的“再工业化”，是其摆脱危机和以高新技术为依托、以高附加值高端制造业为重点再占全球实体经济产业链至高点的战略安排。为推进“再工业化”，美国加大了研发开支。在全球研发支出总额中，美国已占到了31%，而欧盟仅占17%，日本只占11%。但是，同样不可忽视的是，高度依赖高端科学技术的“再工业化”过程必须以高科技研发为基础。这种研发和及其成果应用的过程，不仅需要巨额投入，而且需要强大市场。这就决定了美国的“再工业化”不可能是一个仅靠单枪匹马就能一蹴而就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处在“再工业化”过程另一端的是我国等新兴市场经济国家。我国工业生产的主体是传统产品和装备制造，这些产品在全球的竞争优势已经确立。虽然我们同样需要发展3D等高科技新兴产业，但我们不能放弃“非3D”等传统产业。发达国家越是“再工业化”，我国越是需要新兴产业与传统产业并举，促其共同发展。因为，发达国家越是“再工业化”，它们对我国传统工业制成品的需求就越无弹性。这种格局对我国显然是一种机会。其挑战在于，如何使我国传统工业产品和装备制造进一步从低端转向中端和高端，如何使我国各端产品高技术化和高附加值化。
       第三，全球经济结构大调整、治理结构大校正过程给我国产业大升级、经济大转型提供的机遇。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成为债务国，我国等发展中国家成为债权国，不仅是全球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失衡的结果，而且是全球性经济结构和治理结构失衡的集中表现。调整与校正上述失衡关系的过程已经开始。调整和校正的关键是纠正美国印钞（GreenPaper）花钱买我国等发展中国家制造的物质产品，我国等由此赚取并无稳定价值的美元 （澳洲人称其为垃圾货币RubbishMoney）这样一种交换关系。切入点是结束美元独占世界货币的特殊地位。
       第四，现代科学技术孕育着新的一系列重大突破给我国产业大升级、经济大转型提供的机遇。目前高新尖端技术正处于实现新突破的窗口期。例如，原本走直线的光，由于光纤的发明已经可以拐弯。原本以每秒30万公里速度前进的光，现在已经可以让它在特制容器中停留60秒。原本高污染、不好用的材料，比如油漆，由于新材料的加入与化合，已经形成了新的超高质量和超耐用的新型油漆。新技术、新材料以及信息技术和生物技术的研究与开发，会进一步促进新技术、新配方的运用和新材料的形成。显而易见，这类突破对于传统产业既是挑战，更是机遇。
       四、从五个方面推进转型升级和创新发展
       抓住机遇、迎接挑战，不在于放弃传统产业，而在于知难而上、转型升级、创新发展。
       一是不要盲目厌弃或忽视传统产业，要舍得在传统产业技术改造上投大资。转型升级原本指的就是传统产业。没有夕阳的传统产业，只有夕阳的产业传统。与衣食住行有关的产业几乎都是传统产业。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都永远离不开“传统产业”。因此，传统产业无夕阳。但是，由于传统产业的技术会落后，产业的传统也会老化。因此，创新产业技术、改革产业传统就是一种必须。要学会用改革就是否定无效率的理念以引领经济转型，用创新就是把不可能变为现实的理念引领包括产品工艺改造在内的产业升级。由此，传统的穿，如鞋、袜子、内衣、外罩、羊绒衫都可实现革命性升级；传统的“吃”，比如米、面、肉、菜也会因此变得更加科学、可口；传统的用，如炒菜锅可以通过新的技术革命而变得质量更好、效率更高，传统的马桶会因此而成为清洁生活的新宠；传统的生活设备，如电梯则可以通过研发永磁同步无齿轮电梯曳引机等创新，既打破外国垄断，又实现新的更大发展，如此等等。一句话，只要舍得在传统产业技术改造上投大资，传统产业就一定会有新生。
       二是不要盲目追求多元化，要肯于在专、精、特、新、好上花大价钱。专业化是个好东西。不要一说到“转型升级”，就想着“转产”、“改行”、“跨部门”、“多领域”和“多元化”。转型升级的第一要领是“专一”，做到“术业有专攻”，升级才会有目标，转型才会有成效，产品才会有市场竞争力。专业化的基础是分工。分工可直接创造生产力。专业化的必然产物是高、精、特、新、好。大的专业化典型有瑞士国的手表业。小的专业化典型有微软公司的软件研发与制造，我国靠专业化实现大发展的案例同样不胜枚举。一句话，只要肯于在本企业、本地区所具有的专业优势上花大价钱深度开发，传统产业优势就可以大而无比。
       三是不要盲目否定家族制，要善于在家族制与现代企业制度有机结合上下大工夫。全球大多数企业都带有家族印记。美国福特公司就是一个典型的现代化的家族企业，之所以发展成为超级跨国公司，现代企业制度是其主要支撑。一个企业要成为具有强大生命力和市场竞争力的百年老店，就一定要善于在企业制度现代化上下大功夫。要通过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借“脑”以获取更多智慧，借“手”以实现更大劳动能力，借“制度”以实现更高企业效率。
       四是不要盲目引进高新尖端技术、特别是洋品牌，要善于在选用有效实用先进技术和创造自主品牌上付更大代价。超出实际需要的任何高新尖技术，引进了也不会形成实际生产力。在我国，很多企业确曾有过借引进洋品牌实现短期发展的实践，但长远看靠不住。目前，我国经济发展已经到技术需要选择、品牌需要自主、竞争能力需要内生的阶段。一个企业要成为常青藤，就一定要善于在实用先进技术的引进、自主品牌的创造和内生能力的培植上花大本钱、付大代价。
       五是产业升级、经济转型必须有政府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和外部环境的进一步优化做支撑，包括政府提供优质公共服务和推进产业集群以及区域经济专业化等。
       总之，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正处于“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的重要机遇期。我们要进一步总结历史经验，正确把握战略机遇，积极推进转型升级，努力实现创新发展。